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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金记忆—兰子敬叙说革命史

发布:2020-05-28 11:09:48 来源:本站原创 编辑:本站编辑 浏览:

周西村西河村民小组位于三铜一级公路西约 1 公里处,与陵前乡政府隔路而望,村西便是当年王泰吉义军渡过的浊峪河,村北不到两里路是黄子文老家黄家窑。2 月 27 日中午,我们在这里见到了 79 岁的老革命兰子敬(又写兰志敬)。1933 年 2 月,18 岁的兰子敬参加了渭北游击队,出生入死,历经磨难,直到新中国的建立。

老人腰板硬朗、精神矍铄,说起当年的峥嵘岁月来滔滔不绝,一口气为我们讲述了十多个精彩的战斗故事——

老虎沟伏击张德瑞

王泰吉起义部队是阴历六月初六到陵前的,当时我是红四团二连的战士,我们连长叫高战胜,一连连长是马志舟。王泰吉的部队和孙沧浪打了不久,我们红四团也和敌人接上了火。王泰吉部队叫打散了,我们却打退了敌人,当夜驻守在唐家堡,初七晚上驻守到曹家庄子。

初八,富平淡村逢集,我们派了 7 个便衣到集上,都别短枪,想吸引出淡村民团。到中午时,敌人还不出窝,咱们有 4 个人回到了驻地,王启得、王北栋几个还没回来。原来他们三个到瓦头坡去了,想打国民党的汽车,没等到,就往西到许吴村一座小庙里歇着。就在这时,淡村民团团长张德瑞带着三四十人追来了,王启得他们边打边往西跑,把敌人引到了我们埋伏的老虎沟。我们二连从背后包抄,一连在前面截住,等我们冲到跟前时,张德瑞已经被打死了,抓了三十几个俘虏。一连长马志舟在战斗中牺牲了。

老虎沟三面是沟,北边是一道城壕,有一股五六个敌人跑到城壕,躲到一个窟圈里,就是不投降,其中一个叫方海水,是个神枪手。城壕外是片开阔地,我们冲不到跟前。我和排长秦福善趴在西南方向的沟沿上,秦福善在地上拾起一块石头往窟圈里扔,一抬手,枪就打过来了,第一枪没打着,秦福善还想扔石头,我拉了一把没拉住,头一抬,一枪就打到头上,倒到我身边,当时就不行了。唉,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有手榴弹。这时候,我看见一队国民党军队从瓦窑头那边赶过来了,赶紧给团长汇报。团长让撤,我们就走了,那五六个敌人没有消灭掉。十多天后,我们到了照金。

乔装智取张洪镇

张洪镇是旬邑县政府所在地,民团有百十条枪。当时,我们红四团有 200 多人,还有一个骑兵连,有三四十匹马。1934 年 9 月,我们计划打掉这股民团,先派了一个连向张洪镇行进,敌人得知我们的行动方向后,以为我们人少,就跑到半路上来截击。我们也没想到他们会送上门来,步兵刚一接上火, 骑兵连就绕到敌人后面断了退路。我们没有牺牲一个人就解决了战斗,抓了几十个俘虏。

接着,我们派了三十个人,换上民团的衣服,都藏着短枪,很快行动到张洪镇上。镇上的岗哨以为是他们自己的人打了败仗、叫人收了枪回来,谁知到近处一看都不认得,还没来得及喊出声就叫缴了枪。随后,咱们十几把短枪进县府,十几把短枪进民团。民团团长正和老婆在炕上烧大烟,跟咱们冲进来的战士扭打起来,和老婆一起被打死了。当天晚上,还枪毙了连县长在内的七个人,我问那县长哪的人,他说江苏的。

第二天,我们又冒雨回了照金。

毛家沟门打垮赵文智

毛家沟门反击战是个比较关键的战斗,那时我们已经发展到了六七百人。国民党有个常驻庆阳的部队,团长叫赵文智,他以为他们的力量超过我们,就跟着我们的脚印子尾随了半个月,终于在毛家沟门交上了火。

那里是个川道,敌人火力很猛,我们挡不住,沿川道退到北面坡上,被压在一个山包后边。王泰吉、刘志丹都在那里,王泰吉将主要兵力布置在这个山包上。我们西北方向有一个小山沟,敌民团谭世林的骑兵正从那里向我们侧后运动,准备包围我们,形势非常危险。赵文智的部队乱喊怪叫着涌了上来,王泰吉喊打,我们居高临下,一排子枪,将敌人压住。这时,王泰吉喊“冲!”提着手枪第一个跳出山包,我们一下子来劲了,奋勇冲击,把敌人打得人仰马翻,死的死, 跑的跑。那边谭世林也吓跑了。赵文智骑马逃回庆阳哭鼻子去了。

这一仗多亏了王泰吉,如果打败,那可就不得了啦。

小石崖纵马退敌兵

小石崖是个比较有意思的战斗。那天,革命委员会在小石崖开会,张邦英、张仲良、陈国栋、黄子文都去了。晚上,人都睡着了,夏老幺的民团摸上来了。哨 兵发现时,敌人离窑门口只有几十步远了。听到枪响,人都慌了,冲出窑门就往 山上跑。张仲华提了一袋饷元往地上一扔,趁着敌人抢饷元跑了。我那时和几个伤兵住在村北四里路的土窑里,听见枪响,知道出事了,骑了警卫班一匹马就往开会的地方跑。还有一里地时,看见几个干部边打边撤,敌人紧追不放。这 时马忽然停住了,在原地打了几个旋子,正在我着急的时候,敌人却吹哨撤了, 原来他们以为咱的骑兵来了。

杨家店子激战

宜君杨家店子那一仗,伤亡比较大。那天快黑的时候,我们来到杨家店子宿营,这里只有几户人家。第二天黎明,我正在放哨,从我跟前过来四匹马,是咱们的骑兵,他们对我说:“子敬,换哨时给说一下,我们去打焦坪了,不要误会了。”

换了哨,我回去睡觉,我们班的炕上挤得实实的。我刚睡下,就听见马蹄子响,赶紧起来,只听慕天祥喊:“敌人来了!团部在哪?”我喊:“快打枪!”敌人已经到街头了,我们冲了出来,边打边退,最后部队被压到了一里之外的一个山崖下。

快晌午12点时,领导观察发现敌人人数并不多,就决定消灭这股敌人。王泰吉带了二百多人从一边绕到敌人后面的山根下,堵住了去焦坪的路;高岗带少年先锋队上到东边的后山,堵住了敌人的退路;黄子祥带二百多人从正面进攻。敌人从东山往后退,我们一阵猛冲就打散了敌人。有几个敌人往回跑,我就一直追,我那时年轻,一心想抓住个活的,可是离三四步就是抓不住。追到一个山包上,敌人闪到山包后面不跑了,我回头一看,已经和咱们的人拉开一二百米远,一愣神,敌人一枪打到我的右脚后跟上,我一头栽倒在地上。这时,少年先锋队一个战士和王泰吉的勤务兵刘一堂冲了上来,消灭了这几个家伙。
这一仗咱们伤亡很大,牺牲了十几个,伤了十几个,敌人是陕北驻焦坪左协中的一个精锐连。三排长吴可钧负伤没跑出来,被敌人堵到了一个烂窑里, 子弹打完了,他把自己的短枪砸烂也不让敌人缴去,最后牺牲了。
我们全歼了敌人,敌连长也逮住了,把俘虏集中到河滩上,枪毙了敌连长,士兵一人发三块饷元都放了。领导问那些俘虏,三排长的枪是谁砸烂的, 俘虏说,是你们人自己砸的。

深山密林养伤

战斗结束时,已经下午四五点了。部队强行军离开,团长黄子祥让人把我扶到他的马上,陈国栋派了两个人照顾我,一个人扶住我伤腿放在马脖子上, 一个人在前面给我拨梢子。我口渴得很,到了一个山梁上,我说:“团长,放我下来,给我一枪吧,你们走,我受不了这罪啦!”团长给我做工作,几个战士扶着我,想从马上倒也倒不下来。团长说:“子敬啊,剩十几里路就到宿营地了,你再忍忍。”

天黑时到了芦苇庄,给我安排在土台子最上面一个窑洞里,我喝了点米汤,往炕上一倒就昏睡过去了。第二天早上,排长来对我说,重伤员都住这里养伤,一人放一副铺盖、三块饷元,有一个郎中照顾,部队回头再来接大家。队伍走了,我慢慢爬起来看我的脚,脚后跟上面被打断了。(叙述到这时,老人脱下袜子,给我们看他的伤口,我看见老人右脚后跟残缺了一大半。)

没有药,郎中也就是照看照看。寄放我的这家人只有娘俩,母亲已经八十多了,儿子六十多。儿子问我:“娃娃呀,你疼不疼?”我说疼。他问“:你抽过大烟没有,大烟能止疼,我烧一锅你试试。”他给我抽了一口大烟,疼痛立愣子止住了。这家人给我喂吃喂喝了两个月,部队又把我们转移到后山上一户人家, 抬来一个重伤兵跟我一起住。

重伤兵叫王乾娃,没有药,乾娃的伤一天重似一天。有一天,群众说敌人要搜山了,就把我俩抬到后山一个阳坡上放着。乾娃的声唤越来越大,我抬起身子一摸他的伤腿,唉,真叫人伤心哪!腿骨挫开着,骨头都从肉里别出来了。那一晚,乾娃就死了,埋在了后山底下。

后来又抬来个伤兵,叫高贯娃,是彬县人,这时候,其实重伤员死的就剩下我们两个。除了郎中,部队雇了一个叫“渭南”的老乡照看我们,在深山老林里寻了一个没有人住的古庄子安顿下来。高贯娃也伤在腿上,腿倒没有坏。
阴历八月十四,郎中说要过十五了,下山买些吃的。到了晚上,郎中没有回来,贯娃一直在声唤,说胡话。到了半夜,没声了,我扳了扳贯娃的头,问: “贯娃,咋样了?”贯娃又声唤起来,嘴里一直在喊:“妈,驴来了,我走呀!妈,驴来了,我走呀!”喊着喊着,就没气了。深山老林里,一下子静得叫人气都出不 来。我对“渭南”说:“贯娃死了。”“渭南”说“:死了就死了,外面黑咕隆咚的,我 一个人也架不动。”说完又打起呼噜了。贯娃就一直躺在我身边,直到第二天 郎中才回来,就在门口挖了个坑,把贯娃埋了。
伤员就剩我一个了,郎中找来一头驴驮着我,我们又转移到马栏关门子上面一户老乡家里。这一带只有这一户人,老两口带着一个半桩桩娃。一天下午,山下上来两个人,问老两口要住的地方。老两口说:“家里住了几个挖药的,没地方了。”那两个人走了,我告诉老两口可能是土匪的探子,能不能收拾一下,先离开这里。主人说:“怕什么,我有两杆老牛腿(土枪),都装上药,看他狗日的敢来!”
到了晚上,狗一阵乱叫。外面喊:“都别动,我们是过路的部队,在你们这烧顿饭吃。”我一听,坏了,土匪来了。那个时候,土匪抓到红军伤兵就会杀掉。土匪一进门,就把主人一家都捆起来,然后朝我们这边过来了。我拿着正在抽着的旱烟递过去,说:“抽一锅子吧。”土匪接过去抽了。我说:“我们是挖药的,啥都没有。”土匪不吭声,抽完烟才说:“把你的新衫子脱下来。”脱了衫子,又 要裤子。我想这下坏了,土匪如果发现我的伤脚,不但我的命保不住,其他人 也活不了。我慢慢先褪下好腿,用裤子盖住伤脚,再褪下另一只裤腿,把伤脚 挪到被窝里,用好脚把裤子蹬到一边,就这样掩盖过去了。土匪把我和郎中、“渭南”捆到炕脚,这才蹲在地上烧大烟,抽完了,拾掇了东西,赶上牛走了。后来,是那家老婆先挣开绳子,给我们都解开来。
之后,我们又转移回芦苇村,我的伤也慢慢好了起来。

“习黄干将!”

伤好归队后,我先后担任过环县筹粮建政委员会主任、旬邑县工委委员。1941 年,组织派我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之后到淳耀县任常委、组织部长、保安科长,胡宗南进攻延安时,组织护送我回三原,和黄子文一起策动起义。起义成功后,我返回马栏关中分区,到铜川为部队筹粮筹款。解放后,我主动向组织提出回村务农。直到 1958 年,习仲勋回来,他做我的思想,劝我出来工作,这才到三原政协直到退休。

文革期间,造反派用细铁丝给我脖子上挂着牌子,叫我照上面的话喊: “习黄干将!习仲勋的马前卒!”妈的,老子能当“习黄干将”、能成为习仲勋的马前卒,那是老子的荣耀,我把声喊得比谁都高!

2016 年 6 月 10 日,记者再次来到兰老的家里拜访,老人已于 1997 年 11月去世,享年 83 岁。老人儿媳李秀玲一说起老人一生特别是文革所遭受的磨难,忍不住哭泣起来:“我婆婆 36 岁就去世了,是公公拖着残腿把几个儿女拉扯大的,文革中造反派整他,他白天戴着高帽子游街站批斗会,天黑了又赶回来给孩子做饭,几个娃经常半夜了还挤在门套子里等他爸,那时候门前沟里还有狼……”
6 月 22 日,记者在西安见到了兰老已经从西影厂退休的大女儿兰雪红,她也向记者讲到了许多父亲的往事:“ 文革中,造反派用毛笔给父亲脸上写字,拿皮鞋在父亲的伤脚上踢,用细铁丝给父亲戴着很重的木牌子,拿着铜锣在街上游行,自己一边敲锣,一边喊‘我是兰子敬,习黄干将,习仲勋的马前卒!’父亲游街饿得实在不行了,就对押送他的造反派说,在路边买个柿子吃,没人敢卖给他。”木牌很重,16岁的兰雪红提起来很费劲,害怕细细的铁丝勒进父亲的脖子里,就给父亲棉袄的领子里多加些棉花,尽量缝补得厚实些。“文革”结束后,兰子敬得以平反,恢复老红军名誉,享受地师级待遇。一天,一个在文革中污蔑兰子敬是叛徒的人找到家里,痛哭流涕,想让兰老写一份证明他曾经参加过革命的材料,以便享受国家相关补助。儿女们都不同意, 但兰老依然坚持实事求是,给该人出具了证明,并劝说家人:“文革中的事不怪他,是上面的风吹得不对!”老人的胸怀给儿女们留下深刻印象。
1979年,兰雪红带着弟妹到耀县庙湾乡瑶沟去,想看看父亲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山路很长,他们走得口干舌燥,看到几个村民,便上前想讨杯水喝。一个老人突然问:“你父亲是不是兰子敬?”兰雪红非常吃惊,得到肯定后,老人说“:我一看你长相,就觉得是。你父亲是有名的‘兰神腿’,这方圆百里没有不知道的,人可好了!”听说是兰子敬的孩子,村民们热情地围上来问长问短,拿出核桃硬往手里塞那一刻,兰雪红知道,有老区人民的这份真情和记挂,父亲所受的一切苦都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