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川故事—再唱山歌给党听

唱支山歌给党听，

我把党来比母亲；

母亲只生了我的身，

党的光辉照我心。

旧社会鞭子抽我身，

母亲只会泪淋淋；

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

夺过鞭子抽敌人。

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

夺过鞭子，夺过鞭子揍敌人!

唱支山歌给党听，

我把党来比母亲；

母亲只生了我的身，

党的光辉照我心。

党的光辉照我心。

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经著名歌唱家才旦卓玛唱红，被评为共和国经典歌曲之一，几十年久唱不衰。可能很少有人知道，这首群众喜爱的歌的词作者是来自铜川矿区的一名矿工，当时署名蕉萍，真实名字叫姚筱舟。

姚筱舟，1933年出生在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从小爱好读书。回忆童年的生活，他说:“当时我黄埔军校毕业的叔叔在国民党部队里任少将，他告诉我不要当官，要多读书，学点本事，所以我上高中的时候学习很好，数理化在同学里面是非常优秀的。上饶解放前的那段时间非常乱，国民党像土匪一样，烧杀抢掠，大家很茫然，不知逍以后的路在哪里。”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打响渡江战役，5月初上饶就解放了。姚 筱舟当时一门心思想上学，于是那年的5月底，和几十名同学一起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从那时起，我开始认识共产党，并渴望加人。不久之后，我一边学习，一边随部队进军大西南剿匪。”

1951年姚筱舟从贵州带着一批新兵去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铁道第三师师部卫生队当文化干事，平日抢修被敌机炸毁的桥梁，战斗之余在坑道里教战士们唱歌、学拼音、识汉字，并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54年从朝鲜回国，姚筱舟转业，加入到支援大西北建设的行列。1955年被调到铜川焦坪煤矿，当了一名技术员。“当时我对采矿也没有概念，对技术员的工作更是一窍不通，这和我所学的根本就没有什么联系，但是转念一想，好歹是门技术，就跟着当时的师傅学习了，大概一年多后，基本上就可以独自完成工作了。”

1957年姚筱舟受到了人生最大的挫折。那年的1月8日，井下发生了火灾事故，14名工友遇难，尽管当时他在家养病不在现场，但仍被“撤职下放，管制劳动”。那次事件后，姚筱舟成了“黑五类”“重点专政对象”和“内控人员”。姚筱舟说:“就因为有个国民党少将的叔叔和在国民党海军工厂任职的哥哥，在那时看来成分是很不好的。”技术员干不成了，要到采煤一线去接受劳动改造，他的人生陷入了低谷。

从那年开始，姚筱舟和最底层的矿工们一起在焦坪的露天煤矿采煤。这些一线的采煤工人既淳朴又真实。姚筱舟说：“他们没有因为我的家庭背景不好而看不起我，反而因为我读过书非常地爱护我，重活累活都不让我干。当时的区队党委也常常安慰我、鼓励我，让我写广播稿，出黑板报，在精神上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但被定为‘内控人员’后，入党的事情就与我无缘了。”

那时候的矿工们都是从旧社会经历过来的，吃过苦，受过压迫，是共产党让他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也找到了自己的尊严，他们对共产党有着发自内心的爱。那时候工人中流传着很多对党的热爱的歌谣，如“党是咱的妈，矿是咱的家，咱听妈的话，建设好咱的家”，“旧社会，咱是冬天里的葱；新社会，咱是国家主人翁。冬天里的葱能成为国家主人翁，全靠那共产党，忘不了毛泽东”。听得多了，姚筱舟也想自己写点东西。“在采煤一线与那些质朴的矿工们一起奋斗一起生活，他们的感情既真实又强烈，他们对党的热爱需要更好地表达。区队党委也很支持我写东西，那时候一个稿子2块钱，一袋面才8块钱，写东西不但在实际上能够挣取稿费补贴家用，更重要的是我自己思想感情的宣泄。于是，我就用不同的笔名开始匿名投稿，发表了很多的诗文。”

1958年初春的一个晚上，姚筱舟一口气写下了三首小诗，其中就有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能生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党号召我们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母亲给我一颗心，暴风雨中一孤萍；亿万红心跟着党，乘风破浪齐跃进。”这首诗的很多内容都是从矿工们的歌谣中提炼出来的，当时姚彼舟用的是“蕉萍”的笔名，想替煤矿工人们表达出来他们内心的情感。后来这首小诗登在了《总路线诗传单》第八期上，接着又被收入《新民歌三百首》 中。

1963年这首诗从雷锋同志的日记中被发现，他发现雷锋做了些小的改动。很快，这首歌由著名作曲家朱践耳作曲，藏族女高音歌唱家才旦卓玛进行了演唱，《唱支山歌给党听》一下子红遍了全国，1965年被文化部评为“全国优秀群众歌曲”，这是姚筱舟所始料不及的。

姚筱舟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非常激动。没想到一首小诗竟能引起这么大的反响。但后来姚筱舟仔细一想，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闪为这首诗反映了当时中国那些曾经受过苦难的，不论是最底层的矿工、人民英雄或是艺术家对共产党的一种情感。“那时候我没事就哼哼这首由我写的诗改编成的歌曲，心中暗暗地高兴，闪为这首歌唱出了当时人们的心声。当时朱践耳是为雷锋谱的曲，才旦卓玛是为雷锋唱的歌，如果不是雷锋的话，这首反映当时矿工心声的诗可能会像其他我写过的诗同一样，无人知晓。”

后来，朱践耳通过写信找到了姚筱舟，并把歌曲的词作者改为蕉萍，因为当时姚筱舟的身份问题，依然不能用真名。到了 1979年，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平反，姚筱舟跑去找领导要求平反。领导说:“你是‘内部控制’人员，不是反革命，平什么反?”就这样，姚筱舟的身份问题就顺利解决了。1984年姚筱舟被安排到铜川矿工报社担任文艺副刊的编辑，前后又写了很多诗歌、散文和小说。

1993年，姚筱舟退休了，直到2001年终于入了党，算是了却了一个心愿。

《唱支山歌给党听》到处传唱的时候，曲作者朱践耳一直想了解素未谋面的歌词作者“蕉萍”是谁。1963年秋，朱践耳通过多番寻觅，终于发现“蕉萍”在铜川焦坪煤矿，于是便给该矿党委书记写信。党委书记赵炳儒也不知道蕉萍是谁，就召开大会问大家:“谁叫蕉萍?”筱舟没有吭声。他那时已深受“血统论”和“唯成分论”之害，心里暗想，寻找“蕉萍”，谁晓得是好事还是坏事？第二天，矿党委派人把筱舟找 去，赵炳儒问：“你是‘蕉萍’，有人看见过你用笔名写稿子。”筱舟一看瞒是瞒不住了，于是就诚惶诚恐地点了点头。赵炳儒笑说:“好事嘛，这有啥不敢认的！”便把朱践耳的信转到筱舟手中。于是，从196年起，《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歌才正式注明词作者的真实姓名。然而，北京举行颁奖大会时， 筱舟因“社会关系复杂”未能成行，一套《毛泽东选集》、四张丝织音乐家像和一张奖状还是由矿上转交的。在“文革”中，《唱支山歌给党听》不但没有给筱舟带来好运，反而成了他的“罪状”。

1997年5月9日，在姚筱舟的记忆中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那天晚上8点，他珍藏在心里34年的企盼定格在上海市南京路上的“上海电视广播大厦”四楼演播厅舞台上。姚筱舟应上海东方电视台之邀，前去参加第17届“上海之春”音乐会开幕式。导演与主持人精心地给他安排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他在现场见到了作曲家朱践耳和已成为著名歌唱家的才旦卓玛。在雷鸣般的掌声和照相机闪光灯的包围下，他们三人忘情拥抱，紧紧地握手。一家报社记者风趣地说:“这一天是一支歌中起来的三个人共同的节日。”这支歌就是由姚筱舟作词、朱践耳谱曲、才旦卓玛首唱的《唱支山歌给党听》。

继《唱支山歌给党听》之后，他还写了好多首歌，在铜川矿区传唱。尤其是《再唱山歌给党听》，体现今时与往日的对比，表达人们对共产党的感情：“永唱山歌给党听，世世代代唱不停；心中有了共产党，文明和谐遍地春。五十六个民族跟党走，风雨无阻向前进；携手奋进奔目标，人民幸福祖国复兴！”姚筱舟说：“歌词需要很严谨地进行一字一句地推敲，还要符合演唱时的韵调，这只是个诗词。《唱支山歌给党听》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共产党带来新生活由衷的感谢和对党的热爱，《永唱山歌给党听》则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和向往。”他说:“人们的生活变好了，国家变强了，说明中国的历史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步了。我很感谢曾经帮助过我的矿工和铜川矿务局及区队党委，他们真实的生活和对我的鼓励成为我创作的源泉和支柱，我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块煤。若要我自己总结，就是‘发已千层白，心犹一寸丹；《山歌》传儿孙，余热献给党’。”

2013年4月13日是姚筱舟八十寿辰纪念日。铜川文学艺术界60多人汇聚一堂，纷纷登台为他鲜花、献歌，用欢歌笑语为他祝寿。已是耄耋之年的姚筱舟精神矍铄，笑容满面，偕夫人率子女逐桌敬酒，激动得热泪盈眶。他动情地说:“这是咱铜川文化人的一次人才荟萃，更是我的人生盛事喜事，是朋友们赠予的千金难买的生日礼物，吾将永存珍藏。”

我们祝愿姚筱舟，这位煤矿工人的歌者永葆艺术青春。（王赵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