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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家寨位于照金镇东北 5 公里的高山石崖上,崖顶陡峭兀立,形势险要, 上有天然崖洞五道,可容千人,四面峻绝,唯有北面小道可通。相传,唐长安年间,薛刚在此垒石建寨,插旗屯兵,故称薛家寨。薛家寨与党家山、金刚庙山同属桥山的一条支脉,南北跨越耀州、旬邑两县,寨身高耸,三面绝壁,寨下为田玉川、栏杆川、瓦房川环绕,寨顶起伏开阔,与党家山、鸡儿架、五子山、五女峰相互联通,易守难攻。
一
雨过天晴的照金,空气格外清新,湛蓝的天空中飞旋着一群群鸟儿,山坡上一簇簇山桃开始盛开,白的、粉的,给黑褐色的山体装点上绚烂的色彩,群山现出鲜活的生气来。1993 年 4 月 8 日,我们从镇政府出发,过照金煤矿沿田玉川东行约十里,去探寻昔日的红军大本营。
一进入绣房沟,眼前突兀而起的一座万仞高峰挡住了去路,这就是薛家寨,因 60 年前刘志丹、李妙斋、习仲勋等人领导的红军游击队指挥部曾在山峰上的崖洞中驻扎,又称“红军寨”。远远望去,在斧劈刀削般的峰壁上,横向凹裂着一排崖缝,站在山下,很难让人相信,这被古人“叹其险”的所在,曾是一群饱含理想、为了新中国而奋斗者的栖身之所。
山道弯弯,陡峭而狭窄,循着人工凿挖的脚窝和道边偶尔的一两处石桩, 我们借助着荆棘和树枝向上攀爬。行至山腰,一座一丈见方的石堡拦住山岔间的过道,堆垒的条石零乱地隐没在荒草之中,向导指着旁边的小山包说,这就是红军的瞭望哨,进寨的第一道卡子——石门工事。哨位上已没了建筑物,乱石、荆棘中有一块丈余的平地。站在这里,可观察田玉川、绣房沟两个方向的来敌,控制上山的唯一通道。
过石门工事,继续向上攀登,山路愈见陡峭,许多地方,岩壁上只有挨次而上的脚窝。
“这就是游击队总指挥李妙斋的坟,右边那是警卫员武功的。”向导指着身边一面小坡说。
满目是丛生的灌木、荆棘和深深的茅草,寻觅中依稀可见两处地方的石块略高。蒿草丛中,有一个小小的花圈骨架,如果不仔细分辨,还以为那被风蚀雨淋的纸花是树上的落叶。我们静立在坟前,眼眶不禁有点潮湿,英雄远去,青山依旧,人们并没有忘记!
二
在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李妙斋是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式领导人,至今在老区还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故事。他身材魁梧、面容清癯,以卓越的指挥艺术、超人的谋略、杰出的组织才能、果敢善断的作风和独特的工作思维方式,赢得了边区军民的拥护和爱戴。
薛家寨作为红军建设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李妙斋是主要的开拓者。薛家寨原为当地人敬神修道之所,芋园村人朱吉祥父子曾在这里的四号寨洞供奉山神泥像,其时烟雾缭绕,香火不断。红军在照金一带打游击时,朱吉祥父子见红军纪律严明,打富济贫,十分感动,便主动参加了芋园游击队,投奔到李妙斋麾下,成了红军战士。1932 年冬天,由朱吉祥带路,李妙斋、王金海、田德发等 20 余名芋园游击队队员首次登上海拔 1619 米的薛家寨,从此,薛家寨就成了游击队的大本营。
1933年春天,李妙斋动员边区军民对薛家寨进行了修整和加固,构筑了北哨门、绣房沟口哨门,加固了党家山、鸡儿架等哨卡。在哨卡周围敷设了大量的地雷、滚石垒等,在哨卡之间修筑了便道。同时,对横陈在薛家寨寨眉的5 个宽阔的天然岩洞进行了维修。在岩洞之间的狭道上,楔入粗壮木桩,木桩之间结扎木篱,在岩洞周围打筑堞墙,以确保行走安全。经过李妙斋和芋园游击队的不懈努力,边区党、政、军机关及后勤部门于 1933 年四五月份顺利迁往薛家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堑遂成为红 26 军和各游击队攻守回旋、反抗“围剿”、休息休整的后方基地,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照金革命根据地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
1933年秋天,趁红军主力转入外线作战之机,国民党刘文伯部的一个正规团及 4 县民团向照金苏区发起了新一轮“围剿”,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李妙斋带领游击队主力转到高山槐、老爷岭一带与敌作战,以减轻薛家寨大本营的压力。
1933 年 9 月 21 日拂晓,李妙斋率部队在高山槐、老爷岭打退敌人进攻后刚回到秀房沟,就听到寨上枪声大作,我守寨人员大喊游击队主力上寨增援。当时,寨上只留有一个政治保卫队,剩下的是修械所、红军医院、被服厂的工人、医护人员等。他们纷纷拿起武器,到各个哨位阻击敌人。虽然敌人攻势凶猛,但我守寨人员毫不示弱,用自制的麻辫手榴弹、土地雷,将敌人打得鬼哭狼嚎,尸横遍野。时天降大雨,道路泥泞,游击队员顾不得饥饿和疲劳,冒雨奔上山寨。李妙斋命令部队散开,加强了各个哨位的阻击能力。
战斗进行到下午,敌人开始溃退,李妙斋跳出堞墙,吹哨指挥部队乘胜追击。但是,狡猾的敌人在树林中埋伏了几个射手,李妙斋和警卫员武功被杨文有所属柳林民团萧振山部的射手冷枪打中,英勇牺牲。据多位老红军回忆,“武功”是这位警卫员的家乡名,直到牺牲,都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
李妙斋牺牲以后,边区军民十分悲痛。黑田峪群众祁振海家自愿捐出了两口棺材,战友们把李妙斋和武功掩埋在他们牺牲的山坡上。
三
距李妙斋坟不远,便是第一道寨——北哨门。其实,并不是什么寨子,而是崖壁间水蚀形成的夹缝,土垒的围墙大半还在,土炕已经坍塌。据说这里曾经挖有一个堑壕,上面架有木板,构成红军大本营的第一道防守线,遇有敌情,木板一抽,人便无法通过。如今,堑壕已被碎石和枯树断枝塞没。
相隔一道石梁是第二道寨子,比一道寨略大。崖壁上有许多人工凿刻的痕迹,土墙将石洞一分为二,这里是被服厂和红军医院所在地。当年这里活跃着二三十名女工,都是当地的贫苦妇女,他们除了负责制作红军服装外,还照顾伤员,配合守卫山寨,被称为“妇女游击队”。不断有串串水珠从崖顶滚下, 说明崖顶有山泉存在,这应该就是红军游击队能在这里生活的水源所在。
第三道寨子更加宽敞,土墙相围,里面是近百十平米的大厅,石板地上, 凿刻有许多排列整齐的圆坑,这便是修械所了。一方石碾子滚放在墙角,是碾制火药所用。碾子足有五六百斤重,石质明显不是山上所有,我们无法想象游击队员们是如何把它抬到山上的。当年,这里制造的麻辫炸弹和土地雷让敌人心惊胆寒。
1933 年 10 月,国民党孙友仁部再次重兵围攻根据地,敌人调集了 4 个正规团和 6 个县的民团共 6000 余人,携带迫击炮、重机枪等重型武器,以孙友仁特务团(附属 1 个炮兵营)及三原、淳化、耀县三县的民团为主力,进攻薛家寨;以冯钦哉师的 1 个团在黄陵、宜君一带堵击;以何高侯团在旬邑、淳化一带堵击;以陇东赵文治团为追击部队。
敌人用美色和金钱收买了驻守龙家寨的叛徒陈克敏(原为游击队三支队队长),把一门十二寸野炮和一门十五寸迫击炮运到龙家寨上,敌人的指挥部也设在龙家寨山顶上,与薛家寨形成对峙。龙家寨位于薛家寨对面的峰峦上, 寨上有两处洞穴,一处位于绣房沟西的杨八姐梳妆台下,一处位于和薛家寨三号寨洞正对的石峰下。前者略小,仰视难见寨形,能容纳四五十人,内有一脉透亮见底的清澈小溪。后者略大,掩映在一片隐约可见的松柏之中,可容百人。两寨洞相距 2 里,有一小径相通。龙家寨只有一条蜿蜒小道可达,绵延入桥山山脉,寨势雄险,易守难攻。整座寨子隐蔽在郁郁苍苍的丛林中,陡峭深邃。这里曾经是红军的被服厂和安置红军伤员的地方,由游击队三支队把守, 陈克敏叛变后,沦为敌人进攻薛家寨的要冲。
由于陕甘边红军主力在外线作战,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所属一支队、五支队、七支队、九支队、十一支队在绣房沟、老爷岭一带与敌作战,薛家寨兵力空虚,仅有陕甘边革命委员会政治保卫队,少数游击队员,修械所、被服厂、红军医院及红 26 军后勤人员共 400 余人留守。
10 月 13 日,孙友仁率团和夏老幺、雷天一等反动民团约两千余人依仗猛烈炮火向薛家寨发动了进攻,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率领游击队、红军后勤人员在各处险要关隘哨所,全力扼守。国民党军队用迫击炮轮番轰击,但由于距离远、技术差,打了几天,没有一发炮弹击中石洞和红军工事,红军无一人伤亡。国民党军队和民团几次试图强行登山,红军游击队顽强抵抗,加之前沿阵地大量地雷、手榴弹的杀伤,接连挫败敌人五次大的进攻,给敌造成重大伤亡。战斗持续了 5 天,狡猾的敌人看强攻不行,便采用了偷袭战术。在薛家寨石门工事和后山崾岘阵地之间的悬崖边沿,陡峭崖壁上有一道高约 200 米的石缝,石缝里长满了小柏树,石缝上的悬崖陡立直起,红军未曾设防。敌人在龙家寨上隔沟望来,看得十分清楚。18 日夜,由叛徒陈克敏带路,敌特务团一百余人组成突击队,沿着这道石缝,攀着崖缝中的松树偷偷上到山寨,埋伏在石门工事周围。19日清晨,对面山上的敌人只打了三炮,就停止了炮击,埋伏的敌人立即发动攻击,从背后袭击并放火烧毁了石门工事上的瞭望哨,王定潮等战士牺牲,一时间,浓烟滚滚,杀声震天。
孙友仁在对面望见薛家寨火光冲天,浓烟弥漫,知偷袭得手,即命令炮兵发炮弹百余,猛烈轰击两道寨门和崖洞,炸伤红军人员数名,轰倒堞墙。寨门洞开,敌军由寨门冲入,红军英勇抵抗。在敌众我寡、腹背受敌的紧急情况下, 苏区党政军领导果断做出保存实力、分路突围的决定。
游击队供应部部长刘约三在寨顶瞭望,见寨北崾崄碉堡已失,乘烟雾弥漫,急速率医务所长陈守印、白姓孟姓两位医生、修械所长惠子俊、运输队长老徐、会计焦蒙训和后勤人员胡进才及警卫排约 60 余人,出其不意,从薛家寨东边悬崖峭壁上,用白布绑在树枝上滑下到黑田峪沟里,冲破敌人包围,经过隘道爬上北梁山甩掉敌人。
游击队总指挥吴岱锋率保卫队等部一边与敌激战,一边组织撤退。在薛家寨崾崄东边悬崖上,指战员们用白洋布绑成“双龙珠”悬索挂在崖树上,依次下到山麓,在党家山和十七支队会合,当晚突围到青岗坪。
游击队政委张秀山率一支队 80 余人及指挥部秘书杨在泉,依据工事和敌人激战后经党家山沿兔儿梁,转移至七里川。突围后的五、七、九、十一支队也先后集中,在七界石、后芋园一带开展游击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