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金记忆—走过红土地

岁月可以让某些事情变得模糊，也可以将某些事情打磨得愈加光鲜。模糊掉的，也许是一些细节，而熠熠生辉的，永远是精神。

在中国红色革命的历史长河里，在所有浸透着热血的红土地中，唯一有一块在历经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个历史时期的过程中，始终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它就是红色照金。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中国红色革命的中心由南方转移到北方的基石。如果没有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在陕甘特别是以照金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没有他们从所经历的挫折与失败中得来的经验与教训，就不会有陕北根据地的创建，也就不会有中央红军长征之后的落脚点。

24 年前，26 岁的我有幸经历了事业起步及人生阅历中一次重要历程。那时，我是耀县报社一名普通记者，从事新闻工作只有一年，刚刚新婚不久；那时，照金的名字还不像如今这么响亮，党史资料中对它的定位是“西北第一个山区革命根据地”。

1993 年，中共陕西省委、省人民政府决定举办纪念照金革命根据地创建60 周年活动，由中共铜川市委、市人民政府及耀县县委、县政府承办。为了配合这次活动，我和铜川日报记者赵海鹏，对这块红土地进行了为期 4 个多月的徒步采访。

那时，恰好我的妻子毕业后分配在照金镇政府工作，采访前，我已多次往返于照金与县城的路上，巧合的是赵海鹏与我同岁，也是新婚不久。那时，他是《铜川日报》在耀县的驻站记者，因为工作的原因，我们在采访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经常探讨一些新闻话题，“重走红军路”的想法就是在聊天的时候产生共鸣的。

1993 年 2 月至 6 月历时 4 个多月的采访中，我们以照金为中心，沿着当年刘志丹、习仲勋等先辈们战斗、生活过的地方，先后辗转于耀县、三原、旬邑、淳化、宜君等 8 个县区的 30 多个乡镇 100 多个村庄，采访了健在的 70 多位老红军及数十位红军后人，第一次真真切切地聆听到他们讲述经历的蹉跎岁月，记录下了一个又一个酸涩凄美而又鲜活生动的故事。正如当年《铜川日报》在总结这次系列采访活动时报道的那样：“在 120 天的长途跋涉中，先后翻越文王山、武王山、凤凰山等 40 多座崇山峻岭，趟过沮水河、赵氏河、马栏河等 50 多条大小河流，穿过荆棘丛生、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探寻了红军当年屯兵藏粮的天然岩洞和转战潜伏的秘密通道，还夜下百米悬崖，晓攀绝壁险峰……”

4 个多月中，我们采写了上百篇各类新闻稿件，其中 60 篇以“重走红军路”系列报道的形式在《铜川日报》刊发，40 多篇在《耀县报》刊发，而由于篇幅及时间的限制，许多采访到的历史故事及细节一直留在我们的采访笔记或底稿上。

20多年来，随着人们对照金革命根据地历史地位认识的逐渐清晰，随着照金旅游业的开发建设，照金的名字越来越响亮，而这块红土地上曾经发生的故事却时时萦绕在我的心头，那些依然停留在采访本上的故事让我坐卧不宁，曾经走过的红土地让我魂牵梦绕。近年来，我几乎每年都要回趟照金，哪怕是匆匆走过，一刻钟也不停留，一个人也不去拜会，一句话也不说，也要看看这里一点一滴的变化。

我无法忘记李胜云老人回忆丈夫黄子文时的那份深情，无法忘记兰子敬老人面对生死的那份淡定，无法忘记老连长李东发始终如一的忠诚；我也常常为“红嫂”王启云掩护救助红军战士连失两位爱子而落泪感动，常常为那些长眠在红土地上至今没有留下姓名的先辈痛惜，为他们的后人默默祝福……

2011 年 8 月，时隔 18 年后我再一次赴照金看望王启云老人，难得的是， 老人还在，然而在我离开后仅仅两个月，就传来老人去世的消息。而我此前去看望的赵景春、李东发等老人早已不在人世。20 多年来，我无数次向朋友们讲起他们的故事，也不止一次在回忆他们的故事时不由自主地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

如今，将这些曾经采访过的故事整理出来，我愈来愈觉得是自己必须完成的一个责任，任何忙碌的借口都不是理由，我反复告诉自己，必须把这些故事告诉世人，特别是我们的孩子。

还原事物的细节，不是为了凑起一个个完整的故事，而是为了让故事中蕴含的精神力量得以传承。但愿我的这份采访手记能给那些远去的英灵们一丝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