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川故事—红色交通员史乾

一

抗战时期，为了打破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中共中央西安情报处建立了三条秘密交通线：东路交通线沿陇海铁路到华阴车站，渡过渭河经朝邑、澄城两县，过黄龙山至洛川进入边区富县、茶坊一带；南路交通线经过川陕边大巴山通往成都、重庆，与重庆中共代表团联系；北路交通线经铜川黄堡镇，在韩古庄、马咀一带过封锁线，进入柳林、庙湾翻越老爷岭到关中特委所在地马栏。

北路交通线是连接西安与陕甘宁边区距离最近的一条交通线。从1944年下半年起，这条交通线由杨济安、史剑北负责，交通线上的联络点设在铜川史家原、冯家桥。在炮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地下交通员们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创造性的智慧，通过碉堡林立的封锁线，取送情报、资料、密码和经费，接送往返下部、家属和进步青年，出色地完成了组织交给的光荣任务。

史乾，就是这条交通线上的一名“红色交通员”。

二

1944年秋，居住在黄土高原的人们备受生活的煎熬，期待着庄稼新一茬收成。

一天下午，一位年轻小伙疾步走进黄堡史家原村。小伙子名叫杨济安，是中共地下交通员，肩负着一项秘密任务，有一封重要信件要送往边区关中特委和中共陕西省委所在地马栏。他是以看望外婆为名乘火车从西安回到家乡的。

听说舅父正在地里收割禾草，杨济安也来到地里帮忙。舅父姓史名乾，是村子里吆头牯的好把式，经常跑子午岭一带，去过马栏。杨济安一边下活，一边转弯抹角向舅父打听去马栏的路径：“我有个堂兄叫杨杰，在马栏做生意，我想去看看，不知路怎么走？”

一提到马栏，舅父不由警觉起来。史家原村地处陕北高原南端，和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交界。抗战以来，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胡宗南数十万大军不上前线打日本鬼子，却驻扎在边区交界线上，构筑碉堡，设立岗哨，建立了千里封锁线。老百姓迫于生计，常常赶牲口驮上瓷器、棉花、布匹等日用品，胃险经过封锁线，到边区换回盐和粮食以补贴家用。去的人多了，边区人民安居乐业、军民团结等消息就慢慢传开了。史乾也常随乡亲们到边区驮盐，亲眼看见过共产党、八路军的所作所为。近年来，国民党企图把共产党困死、饿死在陕北，对封锁线把守越来越严密，沿边界的老百姓可遭殃了！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除了向老百姓派粮、收缴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以外，还经常拉牲口运送粮草、物资和家眷，这种“流差”长年不断。在国民党军队枪托和刺刀的威逼下，老百姓吃尽了苦头，有时他们将支差的人打跑，把牲口变卖侵吞，或者将人拘留，逼迫家人赎回，不知道有多少家庭因此而倾家荡产！

舅父说：“史家原距离马栏有120多里路程，尽是陡坡、深沟，崎岖难行，加上国民党军队严密封锁，在韩古庄、马咀、生寅、焦坪一带边界筑有武装碉堡，岗哨林立，搜查很严。”

杨济安执意要去，舅父见劝不住，便说：“这一带活埋过境青年的事经常发生。你个学生娃，容易引起岗哨怀疑，一旦被他们抓住，如何是好？还是让舅替你跑一趟吧！”

杨济安知道舅父痛恨国民党，敬重共产党。舅家祖祖辈辈以耕种为生，外爷史采风，曾是清朝光绪年间的拔贡，任过同官县一高的校长。辛亥革命后担任靖国军参谋，靖国军失败后，回家务农，早年去世。舅父兄弟四人，他的大哥早死，小弟史剑北在外读书，舅父和二哥在家种地。因家口重，生计艰难，一年忙到头不够吃。加上国民党政府横征暴敛，贪官污吏敲诈勒索，老百姓叫苦连天。

有一年，国民党加紧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在抢修碉堡壕沟的同时，又大举调动军队，催逼老百姓赶牲口向洛川一带运送军粮，准备进攻边区。这一年正轮到二舅当甲长，县上向村里派差，村民们对这种没完没了的劳役恨透了，于是，大家合计采取“抗”的办法。当时，正是种麦的大忙季节，村民们抢种麦子，到了该交差的那天，村里一头牲口没有派出。第二天，县警察局的两个差役气势汹汹地来到村上查问，人们都下地干活了，适逢小舅史剑北从西安回来，出面同差役交涉，差役们不由分说举起枪托就打。二舅和村民们闻讯回村救护，差役又用枪托打起二舅。看到自己的二哥被打，史乾义愤填膺，大喊一声：“乡亲们，快打这伙害民虫！”乡亲们一拥而上，拳打脚踢，打得差役喊爹叫娘。一个差役躺在地上装死，想吓唬大家，史乾喊“死了好，死了没对头，官司好打”，这个差役看势头不对，爬起来就跑。

第二天早晨，十几名军警荷枪实弹，来到村里，把史乾和史剑北一并抓到县里，关进牢房，经人营救，史剑北脱险，史乾被打了四十大板，放了出来。

事后伪保长又告二舅私通八路，聚众闹事，应作为主犯惩办。二舅闻讯逃往宜君下了煤窑。差役抓不着二舅，第二次将史乾抓进牢房，几次过堂审问，什么也得不到，又把他放了出来。从此，对国民党的仇恨深深地刻在了舅父史乾的心上……

望着外甥沉思的表情，史乾多多少少看出来一点门道。抗战初期，国共合作后，在泾阳县云阳镇，八路军办了一个炮厂制作军械，邻近县的老百姓常供应他们所需要的物资，史乾也去送过煤和制枪托用的木材，八路军待人和气，买卖公平，更加深了他对共产党的了解。再加上小弟史剑北从外面回来，也常给他讲一些革命道理。他猜测，外甥杨济安和小弟史剑北都是共产党的人。

“怎么，你还不相信舅吗？”史乾蹲在田埂上，点上一袋烟。

杨济安终于说了实情：“我这次回来，组织交给一项特殊任务，要把一份重要信件送到马栏，还要带重要文件出来。”

果然是共产党的要紧事，一刻也不能耽搁，史乾斩钉截铁地说：“你们要是信得过我，我就替你们去办好这件事。我一个农民赶上牲口容易掩护，路又熟，保证把信送到，把东西带出来。”

杨济安郑重地掏出一个火柴盒，严肃地说：“信就在这里面的夹层中。这封信很重要，切不可落入敌人手里，要人在火柴盒在！”

接着，他给舅父交代了到马栏后要找的联系人，说：“我的化名叫‘安继良’，你到马栏后就用这个名字接头，还要说明我没有亲自去的原因。”

史乾郑重地点点头。甥舅俩又商量起如何应付敌人的办法，约好取文件的时间。临走时，杨济安将一盒香烟塞进舅父手里。

三

“喔喔喔……”

鸡叫头遍，史乾起身赶着牲口上路了。

在黑暗中行走，对于脚夫史乾来说并不紧张，紧张的是头一回为共产党干事，生怕把事干砸了！昨晚，他将外甥杨济安交给他的火柴盒装在棉褂子的口袋里，并让家里准备好上路的干粮。

出村三四里到黄堡镇，穿过咸铜铁路，经过二里多的街道，沿街西头的公路向南走三里到了新村河，由这里上原，经过凤凰村、上安村，大约走了三十多里路程，天已经放亮，前面就是韩古庄，敌人在这里设有炮楼和关卡。

一路上，史乾反复琢磨着对付岗哨的办法，想着济安的叮咛，决心拼死保住“火柴盒”。快到炮楼了，为了给自己壮胆，他便高声唱起秦腔戏词来：“为王的坐椅子，嗯哎唉嗨哟，脊背朝后……”

“干什么的？”哨兵喝问。

“驮盐的！”史乾大声回答。

哨兵端着刺刀，走上前来，恶狠狠地问：“是驮盐的吗？”

史乾指着牲口鞍子上的口袋说：“你看！”

哨兵使劲拉扯史乾的棉褂子，在他身上胡摸乱捏起来。史乾急忙从口袋里掏出纸烟，递给哨兵一根，拿出火柴给他点上，点完烟后将火柴盒紧紧地握在手中。哨兵没有搜出东西，便审问史乾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史乾一一做了同答。趁空又递上一根纸烟。哨兵见烟盒里没有几根纸烟，不耐烦地摆摆手，说：“走吧！”

史乾扬鞭答声“嘚！驾——”赶起牲口，朝解放区奔去。

马栏位于子午岭的崇山峻岭中，一条街道纵贯南北，马栏河从中间流过。河西南边的半坡上有两排土窑洞，那是关中分区机关所在地。坡跟底下是关中分区大礼堂。

史乾牵着骡子来到特委门前，对门口的守卫说：“我是来找汪锋的，你给我通报一下，就说西安的安继良来啦。”

一会儿，守卫跑了出来，领着史乾向里面的一排窑洞走去。这时，一个三十多岁、中等身材、方脸庞的男同志从中间的一孔窑里走来，没等史乾开口，便问道：“你是安继良吗？”

“你是……”怕找错人，史乾不停地打量起这位同志。只见他身穿八路军制服，举止敏捷，态度和蔼。

“我叫汪锋，就是你要找的人。”那人说。

“哦，你就是汪锋……”没等史乾把话说完，汪锋赶紧招呼史乾进窑洞。

卸下牲口鞍子，史乾跟汪锋进到窑里，说：“我不是安继良，我是安继良的舅父。”

汪锋有点诧异，等史乾说明情由，他才放下心来。询问了史乾个人的一些情况，汪锋说：“你这个舅真替外甥操心啊！”他连忙吩咐通讯员：“今天加一个客饭。”并让通讯员将史乾的牲口牵到街上店里去喂。

通讯员出去后，史乾取出“火柴盒”，递到汪锋手中。汪锋小心翼翼地打开火柴盒，从夹层里取出折成指甲盖大小的信纸，慢慢展开，有烟盒那么大，上面写得密密麻麻的。捧着信，汪锋同志说：“这分明是一件珍品，好家伙，像蚂蚁爬过似的，还真不好认哩！”他仔细地看了又看，看着看着，汪锋脸上露出惊奇的笑容，自言自语地说：“了不起！你给咱们办了一件大事！”

汪锋又询问了通过封锁线的情况，吩咐史乾不要到街上去，他说：“哪里有共产党，哪里就有国民党，防止潜藏在这里的特务盯上你。”

吃饭的时候，通讯员给史乾端来一大碗猪肉大烩菜和几个白面馒头。史乾谦让地说：“我自己带有干粮。”汪锋同志亲切地说：“别客气，这是咱们自力更生、自种自养的，吃吧！”史乾美美地饱吃了一顿。

饭后，汪锋带史乾在院子里散步。院子里有一片菜园子，史乾头一次看到西红柿，是那样鲜红、饱满。汪锋同志见他稀奇，顺手摘了一个递给史乾：“没吃过吧，尝尝！”史乾咬了一大口，觉得味道特别怪，不习惯，他把剩下的悄悄装进褂子口袋里，汁液把衣服浸湿了一大块。

晚上，他们和衣睡在土炕上，史乾睡里边，汪锋睡外边。史乾注意到，汪锋睡觉时把枪夹在腿中间，双手抱定，这分明是战争年代养成的习惯嘛！

第二天，汪锋将一个油纸密封的小包交给史乾。他说：“这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东西，路上要保护好。”

史乾把它紧系在腰带里，装了几口袋盐就返回了。

在距离炮楼不远的地方，史乾坐下来歇息。他解下腰带，取出油纸包，然后脱下布袜子，将油纸包放在袜底。农民的袜底就像现在人们用的鞋垫，甚至比鞋垫还结实，袜子脱下来硬邦邦的，像个半高筒雨靴。油纸包藏好后，他放心地赶上牲口向炮楼走去。

“站住！”哨兵站在炮楼边厉声喝道。

史乾闻声站住。这回，哨兵在牲口的驮子上搜了一遍，又来搜史乾身上，解开他的大腰带，脱去棉褂子，胡摸乱抖擞。哨兵让史乾脱鞋，眼看担心的事就要发生了，史乾心里十分紧张，但他故作镇静，慢慢脱下鞋，穿着袜子站在地上。

哨兵恶狠狠地说：“把袜子也脱了！”史乾急中生智，大把捏住袜子硬底的油纸包，把袜子从脚上攥了下来，筒口朝下抖了抖，袜子里的臭气冲得哨兵直皱眉。哨兵厌恶地转过头去说：“滚，滚！”

史乾不慌不忙地穿上鞋袜，赶上牲口，大摇大摆地朝回家的路上走去。后来他才知道，这一次带出的东西，是地下党和党中央联系用的密电码。

回到家里，史乾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共产党干革命，是为穷人打天下的，这一次自己不也为革命做了点事吗？他暗自高兴，干起活来分外带劲。家里人见他乐呵呵的样子，还以为他这次驮盐赚不少钱呢！

此后，史乾常常揣摸着一桩心事，翻来覆去地想着一个问题，自己是个农民，文化浅，家口重，不知能不能参加革命？参加革命，那可是把脑壳掖在裤腰带上的事啊！可一想起这艰难的日子，想起所受的欺压和苦楚，他暗自铁了心：“豁出去了！革命只要要我，我就干!”

按照约定的时间，杨济安回来了。看到舅父带回来的油纸包，他紧紧握住舅父的双手。

随后，杨济安问了问路上的情况和边区的情景。史乾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激动，向外甥和盘托出自己的心思。他问外甥：“你说舅行吗？”

杨济安高兴地说：“你有决心，我看行。我跑西安到同官这一段，你当通过封锁线的交通员。过封锁线，你比我条件好。我们架一座看不见的桥，把西安和延安连起来，不过这是件大事，我定不了，要向领导汇报了再说。”

送杨济安出门时，史乾还再三叮咛外甥记着这件事。

四

1944年底，史乾收到杨济安的来信，催促他赶快去趟西安。这准是和上次送信有关，兴许，自己托外甥办的事也应该有个眉目了。史乾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他顾不得天寒地冻，冒着鹅毛大雪，迫不及待地买上火车票就出发了。

一见舅父，杨济安告诉他说：“地下党领导人要见你。白天不方便，等天黑以后，我领你去。”

傍晚，他们来到鼓楼西边的一个商号。进了后门，来到一处小院，一位个头不高、身体发胖的男子迎了出来。他穿一身黑制服，大眼睛，看上去十分气派。经杨济安介绍，史乾知道，他是李先生，是杨济安的领导。

回到屋里，李先生招呼史乾坐下，倒上一杯水，他们便攀谈起来。李先生仔细询问了史乾的家世和个人的状况，说：“你第一次带情报过封锁线，任务完成得很好，今后你愿意为革命继续工作吗？”

史乾说：“愿意，我都想好了。”接着他把自己受欺压，日子过不下去，想参加革命的心事向李先生表白了一遍。

李先生说：“干革命是有危险的，一旦出事，会坐牢、杀头，也会连累家里人，你不怕？”

史乾说：“我没干革命他们都抓我、打我，不同他们干，头颅也长不牢，日子也没法过。”

看到李先生不再言语，史乾连忙发誓说：“头可断，血可流，党的秘密绝不暴露。”

李先生满意地笑了，他郑重地告诉史乾：“延安来电报了，上级已正式批准你为北线交通员。你家就是咱北路交通线上的据点，你的代名叫‘石生财’，今后，你就用这个名字到马栏去联系。‘安继良’是你外甥的名字。”说着他指了指坐在一旁的杨济安。

这一天晚上，史乾住在外甥媳妇高秀芳的家里，兴奋得睡不着觉，糊里糊涂苦熬了几十年，现在把自己和革命连在一起，怎能不高兴呢！

离开西安前，李先生交给一大包材料，为了好带，史乾把它分成三小包，贴身围在腰里，外面用宽布腰带扎住，平安地到了家。

过封锁线的前一天晚上，等妻子儿女熟睡后，史乾拆开贴身穿的旧棉袄，把材料夹在背上的棉套子里重新缝好，备好干粮，合了一眼，鸡未叫就上路了。

从新村河上原，穿过凤凰村、上安村，天不大明便顺利通过了韩古庄炮楼，到了吕村河，涉过沮河，经柏树原和七里坡到柳林镇。柳林镇有一个解放区靠近蒋管区的贸易点，史乾歇脚打点后继续北上，来到号称“七十二道脚不干”的西川河，这里河道弯弯，水流潺潺，泥泞难行。再往前就是老爷岭，老爷岭山峰高耸，石崖错落，全是石头山路，崎岖不平。尤其是半山腰有一段山坡叫“鸡儿架”，坡陡路窄，单人行走都很困难，何况还赶着牲口呢？一不小心就会掉进深不见底的山沟，连尸骨都无法寻找。沿路山沟里到处挂着牲口的干尸，看上去让人毛骨悚然。“脚户路过鸡儿架，没有一个不怕怕，走到半坡往下看，骡马尸骨挂山间，真似阎王砭，一点不虚传。”这是路过这里的脚夫们流传的一首歌谣，用来形容山坡的险峻。

这段山路有十多里长，当时正是数九寒冬，大雪之后坡陡石滑，步步艰难。牲口每走一步，史乾都紧张得透不过气来，来到牲口容易打滑脱蹄的险道，他脱下外面穿的破棉褂子铺在路上一步一挪，让牲口安全通过。到了山顶，史乾已累得汗流浃背，本想松口气歇一歇，但山顶风大，湿汗经北风一吹，寒冷难忍。史乾不敢歇息，穿好棉褂子，系好腰带，急忙赶路。

从老爷岭往西有三十里弯弯曲曲的沟渠湾直通马栏，路很窄，中途碰上对面有人来，一人就停在边坡上，另一人才能通过。经过艰难跋涉，马栏在望，站在边区的溪流旁，史乾心里顿觉舒坦，走着走着，便情不自禁地唱起了现编的乱弹：

我老石进边区，

嗯哎唉嗨哟！

下沟上原又爬山，

穿过七十二道脚不干。

老爷岭，鸡儿架，

你再险来我不怕，

沟渠湾，虽难走，

我的乱弹不离口。

越走越觉心舒坦，

兴高采烈进马栏。

到了地委，见史乾走来，汪锋远远地就向他打招呼：“老石兄，你来啦！快进来歇歇。”史乾高兴地说：“老哥，你好！”

在与汪锋同志交往的日子里，他们总是亲热地互称兄长。

递交了情报，吃过客饭，晚上，汪锋要带史乾到地委礼堂去看戏，说：“老石兄，走，看戏去！”

史乾怕麻烦他们，推脱不去。汪锋同志亲切地说：“老石兄，你们在白区担惊受怕，回到边区，就是回到了‘家’。”史乾激动得说不出话来，高高兴兴地跟同志们来到大礼堂。

礼堂的凳子全是栽在地上的木桩子。木桩子有两把来粗，上边横着钉一块檩椽，人坐的一面刨得很平整，坐着也挺自在，而且一排比一排高一点，后边的人也看得清楚。当晚演的是《逼上梁山》，见史乾对台上的表演似懂非懂，汪锋不时地给他讲解剧情。看完戏回到住处，汪锋向史乾了解了很多白区的情况和他家里的情况，讲了怎样保守党的秘密和许多革命道理。对于史乾这个刚刚走上革命道路的大老粗来讲，汪锋同志的每一句话都说在他的心里，让他感到新鲜、亲切。史乾老在想，汪锋与自己年龄不相上下，为什么能懂得那么多的革命道理呢？他打心眼里敬佩汪锋同志。每次到边区，史乾总想一眼就瞅到汪锋同志，他的心里充满了喜悦，这个受了半辈子苦的庄稼人，在白区被人看不起，受尽欺压，今天回到“家”里，领导和同志们都热情和气地接待他，他怎能不感到温暖呢？

五

由于任务繁忙，史乾赶着牲口经常出没在山道上、河渠旁。除了传递情报、资料、文件外，还护送过不少同志进入边区。

有一次，从西安来了四名青年学生，要通过封锁线到延安去学习。他们来后暂时住在冯家桥冯明学家里。冯明学是地下党员，他家是地下党的另一处联络点。为了缩小目标，不被敌人注意，史乾一天内分两次走两条路线，把他们安全送过封锁线。第一次先送两人，通过韩古庄炮楼，到达柳林镇后返回，这里已是解放区，安全没有问题。第二次又送其他两人，通过马咀炮楼，当晚他们住在柳林街上的旅店。第二天，给他们指明道路，他们北上，史乾便折返回家了。

又一次，一位妇女同志带着两个孩子通过封锁线，一路上她骑着骡子，怀里抱着小孩子，骡子屁股上坐着大孩子。上老爷岭时，小孩吓得不停地哭喊，史乾一边哄他们，一边用手推着后面的小孩，生怕他掉了下来，终于把他们母子平安地护送到马栏。

1945年冬天，史剑北回到史家原。之前，经杨济安介绍，史剑北也参加了“西情处”的地下工作。见到史乾，史剑北说：“这一次要送两位地下党负责干部去解放区，时间紧迫，任务重要，要绝对保证安全。”兄弟俩商量了两种办法：一种是利用上层关系掩护公开过炮楼，如果不行，那就用另一种办法，即扮作商人走。

阴历十月的一天，史乾跟随国民党同官县党部书记长陈子敬（地下党员）、黄堡镇公所保长冯明学来到耀县火车站。一列火车呼啸而来，车刚停稳，几位客人由史剑北陪着迎面走来。一见来人，史乾吃了一惊，这不是在西安与自己谈话的李先生吗？李先生真名叫王超北，是地下党负责人。另一位叫李茂堂，公开身份是国民党特务机关负责人。经党中央批准，西安地下组织正式命名为中共中央西安情报处，王超北、李茂堂二位分别被任命为“西情处”的正、副处长，他们这次去延安，就是向党中央汇报西安地下组织工作的。同行的还有一位小孩，是王超北二儿子田学新（即王乃宁），另一位是萧华杰，担任警卫。按照保密纪律要求，史乾不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和身份。陈子敬安排他们先住进一家瓷器店里，后又接到耀县城里住。

由陈子敬出面接待，表面上是国民党下级接待上级，实际上则是掩护他们。王超北、李茂堂二位扮作生意人，带了许多香烟、糕点、糖果之类的东西。史乾扮作雇来赶牲口的脚夫。通过耀县正北桃曲坡炮楼时，陈子敬拿出自己的证件，指着王、李二位对哨兵说：“这两位是我的朋友，在西安做生意，要回家去，让他们过去。”哨兵看完证件，又看看随行人员，让大家顺利地通过了。

到了马栏，史乾把牲口驮子卸在地委院子里，找到汪锋同志，告诉他西安来了重要“客人”，汪锋同志立即跟着史乾来到马栏镇东头的苇子沟口迎接。一见面，大家互相问好，边走边谈，亲亲热热地进了地委院……

后来，史乾才知道，当年通过封锁线的四位青年是：樊学仁（即王同泰）、杨学义（即杨力平）、田学理（即王乃平，王超北同志的长子）、李学智（即李允平），那位妇女同志是李允平的母亲。

六

解放战争时期，胡宗南军队大举进攻解放区，曾一度占领延安，炮楼关卡对过往人员的盘查更严了，遇有特别任务不敢公开闯关卡时，半夜三更，就得秘密地从两个碉堡之间的山沟里偷着过去。

胡宗南军队占领了解放区很多地方，驻在柳林和马栏的党的机关也不断转移，即使闯过碉堡，还得到处寻找自己人，这给交通工作带来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

一次，史乾翻山越岭好不容易找到党的机关，见到赵伯平同志，交了材料，就问：“敌人在这一带搞清剿一年多，你们是怎样对付的呢？”赵伯平说：“这一带是拉锯战，同敌人在山沟里迂回周旋，我们有老百姓支持掩护，敌人像瞎子一样，处处扑空挨打。”他又说：“凡是被敌人暂时占领的地方，都有我们的游击队活动。”

又一次，刚交完材料，接待的同志关心地说：“老石，吃了饭你快点走，胡宗南的‘运输队’就要来了，机关正在组织人员到山上支援军队呢！”果然，在回来的路上，刚到柳林附近，史乾听见南边七里坡、柏树原上的枪声很紧，这时正好碰见边区贸易公司的张经理，正在招呼驮队往山沟里撤，他告诉史乾，敌军就在不远的南边。显然，不能继续往南走了，史乾跟随游击队一块上了山，当晚和游击队的同志住在一起。

关口难过，但还得想方设法过去啊！为了探路，史乾想用驮棉花去山区换盐换粮的办法试一试。棉花体积大，东西好隐藏。过去家里没有粮食吃的时候，史乾的侄儿史志民几次要过去换粮食，怕出差错，他一直没有答应。这次，史乾想让侄儿先驮上棉花试一次，看哨兵搜查不搜查棉花、怎样搜查，探好了，下次自己再亲自驮棉花带材料过去。不料，由于坏人告密，史志民赶上牲口，刚一出村，便被警察抓去，关进县城监狱里。尽管棉花包里什么也没搜出来，但在过堂提审时仍上了刑，史志民被打得死去活来，鲜血淋淋，惨不忍睹。国民党硬要史志民招认“私通八路军”，史乾从未向家里人流露过任何秘密，他们自然从史志民口里什么也得不到。史乾到处求人作保，重利借了大地主梁盈家二十万元，加上别处借的几万元，才把史志民赎了回来。事后，只好忍痛卖了十五亩地才把债还上。

试探没有成功，史乾只好将情报缝在布袜子筒的周围，夜深人静的时候，他翻过深沟穿越封锁线，把情报送往边区。回来的路上，刚走到上安村时，他不幸从地坎上摔了下来，脚腕骨折，疼痛难忍。许多天后，虽然好转，却落下终生残疾，走路一拐一拐的。

家里地少了，自己也伤残了，上有老母，下有妻儿子侄，一家十几口，日子更艰难了。不久，史剑北从西安回来，知道家里的窘境，对史乾说：“这不是咱一家的困难，你看村里左邻右舍，能吃饱饭的有几家？再说，西安地下党的同志们，生活也十分艰苦啊！这次中央拨了一笔经费，能不能安全地带出来就靠你了。你的伤刚好不久，行吗？”

“行！用这伤残的脚也要踏平千里封锁线，一直走到胜利。”史乾坚定地回答。是的，剑北说得对，再难也要坚持啊！

到了边区，史乾见到赵伯平同志，晚上就住在他的窑洞里。赵伯平和其他同志一样也不脱衣服，抱着枪睡觉，他们随时准备战斗。可史乾一到马栏，就觉得到了绝对安全的地带了，总是睡得很香很甜，不是吗，有他们拿着枪睡在身旁保护自己呢！

第二天，赵伯平同志拿出金条、金耳环、金镯子等，对史乾说：“胡宗南的‘运输队’在这一带横行，路上千万小心！”同时交代史乾一个任务，为方便与敌人周旋，让他设法搞几张国民党的身份证。

史乾把金子用棉套子包好捆紧，塞进盐口袋带回家里。虽说安全过了封锁线，但要把它送到西安也不容易。为了对付沿路军警的搜查，史乾把这些金子烙在饼子里，做上记号，同其他烙饼混在一起。当地老百姓有个习惯，凡家人出一趟远门，备带的干粮就是饦饦馍，其实这是类似锅盔的一种烙饼，一般有碗口大，放上四五天都不容易变坏，既可以冷吃，也可以用开水泡着吃。在火车上、旅店中，老百姓都带这种干粮，不容易引起注意。史乾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把经费平安地带到了西安。

就这样，史乾拄着棍子，赶着牲口，坚持进出解放区，传送情报，护送干部，想办法为赵伯平同志搞到几张国民党身份证，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刘平安）